欧阳修的《易童子问》

余敦康

易学是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脱离经学而独立，因而其发展的总的线索是与经学的演变相一致的。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引王应麟、陆游等人的言论为证，认为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进入“变古时代”。所谓“变古”，实质上是一场推陈出新、去伪存真的经学复兴运动，不仅改变恪守汉唐注疏古义的风气，而且改变不敢怀疑圣人经典的风气，凭借自由的思考去大胆地议论五经的真伪，目的在于承接道统，创建一种适应于宋代的时代需要的新经学。欧阳修《易童子问》开“变古”风气之先，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在易学史和经学史上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变古代的学风呈现一种多元化的倾向，百家争鸣，人各异说。比如欧阳修、苏轼毁《周礼》，李**、王安石却奉《周礼》为主要经典；李**、司马光疑《孟子》，欧阳修、王安石却极力推崇《孟子》。即如对《周易》的看法而言，“欧公语《易》，以谓《文言》、《大系》皆非孔子所作，乃当时易师为之耳。韩魏公（韩琦）心知其非，然未尝与辩，但对欧公终身不言《易》”。“欧阳公以《河图》、《洛书》为怪妄。东坡云：‘著于《易》，见于《论语》，不可诬也’。南丰（曾巩）云：‘以非所习见，则果于以为不然，是以天地万物之变为可尽于耳目之所及，亦可谓过矣’。苏、曾皆欧阳公门人，而议论不苟同如此”。（见《宋元学案·庐陵学案》附录）至于对《周易》的诠释，或偏于天道，或偏于人事，或重象数，或重义理，思路互不相同，风格迥然相异，尚未形成一种统一的格式。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庆历之际是经学史上新旧交替的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每个从事经学研究的人都面临着一个大破大立的任务，究竟应该破什么，立什么，如何辨别真伪，如何决断是非，这一切都处于探索和创造的过程之中，并没有达成某种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根据自己的理性以及对现实和历史的不同感受去通经学古，锐意求新，以解决大破大立的任务，其所发明的经旨，所开拓的思路，也就自然会不尽相同，在学风上也就自然会呈现出一种开放而自由的多元化的倾向。

探索与创造，大破与大立，这个过程是进行得十分艰苦的。欧阳修的《读书》诗以两军对战为喻生动地描述了这个过程：“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篇章与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初如两军交，乘胜方酣战，当其旗鼓催，不觉人马汗。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居士集》卷九）这是欧阳修个人读书时的心态，实际上，庆历之际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经学家几乎都是抱着这种心态来读书的。当时仍沿用唐代颁行的《九经正义》取士，著为定论，凡不本《正义》者，谓之异端，但是其中伪说滋漫，是非淆乱，而混杂了大量的怪奇诡僻的谶纬之文，学者展卷阅读，有如两军对战，进行一场理性的搏斗，真伪的较量，此时此际，唯有挺立主体意识，高扬理性精神，明辨是非，勇于决断，披荆斩棘，乘胜追击，才能超越汉唐注疏而复归于先秦正经，创立新解，否则，如果丧失了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被各种伪说和怪异之言所惑乱，以**传**，谬种流传，那么在这场战斗中就落于失败的一方。因而几案之乐不在战斗的进行之中，而在战斗的结束之后。当战斗正在进行时，紧张激烈，艰苦备尝，人困马乏，大汗淋漓，以历了这个过程结束了战斗，完成了大破大立的任务，这才会踌躇满志，体会到一种胜利的喜悦。从他们的这种读书的心态来看，庆历之际的经学家都可以称为理性思维的英雄。严格说来，欧阳修等人并不单纯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如同汉唐经师的那种经学家，而主要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们站在时代的前列，对当时紧迫的时代需要有着真切的感受，对复兴儒学重建价值理想有着坚定的信念，每人都提出了一套拨乱反正挽救时局的政治主张。唯其如此，所以他们的研究比一般的经学家所站的角度更高，期望值更大，从而普遍地激发出一种“去取在勇断”的英雄气概和锐意求新的创造精神，推动了经学的变古之风。尽管他们所发表的各种具体的论点显得零碎片断，不成系统，而且众说纷纭，可商椎之处不少，但就总体而言，都是结合时代课题的高层次的思考，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反映了时代的精神风貌。因此，我们今天研究欧阳修的易学思想，应该联系到这个宏观的时代背景去深入地把握他的用心所在。

欧阳修的易学著作除《易童子问》外，尚有《易或问》、《明用》、《张令注周易序》、《传易图序》、《送王陶序》（一作《刚说》）、《系辞说》多种。概括说来，其中表现了一种义理派的易学倾向，反对卜筮，反对河洛图书之学，也反对以心性说《易》，认为《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皆非孔子所作，强调《易》止于人事而与天道无关。

欧阳修和李**一样，极力推崇王弼，明确申言他的易学乃是直接继承王弼而来。在《张令注周易序》中，欧阳修指出：

《易》之为书，无所不备，故为其说者，亦无所不之。盖滞者执于象数以为用，通者流于变化而无穷，语精微者务极于幽深，喜夸诞者不胜其广大，苟非其正，则失而皆入于贼。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终，而不失其正，则王氏超然远出于前人。惜乎不幸短命，而不得卒其业也。（《居士外集》卷十四）

在《传易图序》中，他指出：

《易》之传注，比他经为尤多，然止于王弼，其后虽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传之而已。（《居士外集》卷二五）

在《易或问》中，他指出：

呜呼！文王无孔子，《易》其沦于卜筮乎！《易》无王弼，其沦于异端之说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居士集》卷十八）

欧阳修是一位史学家，他的这个看法是对易学的演变进行了一番全面的研究而后得出来的，有着大量的史实依据，并非出于个人的主观偏好。照欧阳修看来，易学的演变是人文理性与卜筮占术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相互斗争消长的过程，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三次大的起伏。第一次起伏发生于文王之时。《易》本源于卜筮，“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说，略见于书”。这是史有明证的。“文王遭纣之乱，有忧天下之心，有虑万世之志，而无所发，以谓卦爻起于奇偶之数，阴阳变易，交错而成文，有君子小人进退动静刚柔之象，而治乱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日《易》”。这是说，文王根据人文理性对远古相传而来的卜筮占术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假取象数以明义理。因此，“《易》者，文王之作也。其书则经也，其文则圣人之言也，其事则天地万物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易》的作者并非伏羲而是文王，《易》的精髓并非大衍之数而是其中所寄寓的人文理性。但是，由于文王沿用了大衍之数的古之占法，变更了古之占辞而作六爻之文，“更其辞而不改其法”，后世或“专其辞于筮占”，或“遗其辞而执其占法”，以致“文王之志没而不见”，《易》又沦为卜筮。第二次起伏发生于孔子之时。“孔子出于周末，惧文王之志不见于后世，而《易》专为筮占用也，乃作《彖》、《象》，发明卦义，必称圣人君子王后以当其事，而常以四方万国天地万物之大以为言，盖明非止于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矫世失，然后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经矣。《易》之沦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则文王之志没而不见矣。”孔子维护了文王作《易》之本意，对其中所寄寓的人文理性作了进步的发展，强调圣人君子的价值理想，着眼于宇宙人生的高层次的思考，于是《易》又免于沦为卜筮而上升到儒家六经的崇高地位。（见《易或问》）

第三次起伏发生于秦汉以后。自孔子殁，周益衰，王道丧而学废，接乎战国，百家之异端起。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其中《系辞》、《文言》皆非圣人之作，《说卦》、《杂卦》乃筮人之占书。据说秦人焚书，以《易》为卜筮之书，幸免于火，实际上，孔子之古经已亡，《易》亦不得为完书，汉代易学传授，分为三家。有田何之《易》，焦赣之易，费直之易。凡学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凡学阴阳占察者，皆祖之焦氏。凡以《彖》、《象》、《文言》等参入卦中者，皆祖之费匹。田焦之学，废于汉末，费氏独兴。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于费氏。比较起来，在易学的众多的传注之中，王弼的易学不失其正，超然远出于前人，但仍然辨析不精，有得有失，善矣而未尽。因此，欧阳修认为，当易学发展到宋代庆历之际，应该根据王弼的易学，追本溯源，考订真伪，如实地体会文王、孔子作《易》之用心，发扬其中所蕴舍的人文理性精神。（见《易或向》，《传易图序》

在《易童子问》中，欧阳修列举了大量的例证，说明《系辞》，《文言》等篇之文“繁衍丛脞”、“自相乘戾”，皆非圣人之作。 就其“繁衍丛脞”而言，虽于易义无甚大害，但是重复杂乱，显然是后人杂取众讲师之言，择之不精，拼凑编纂而成，如果认为是圣人之作，实为大谬。至于其“自相乘戾”之处，则由于“害经而惑世”，诖误学者，为患甚大，不可以不辨。欧阳修指出，关于元亨利贞，《文言》既说是乾之四德，又说“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这就并非四德。这两个说法是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元亨利贞乃古之占辞，“自尧舜已来，用卜筮尔”。孔子在《彖传》中作了人文理性的解释，“不道其初”，并未说成是四德。据《左传》襄公九年记载，四德说出自鲁穆姜，为孔子未生这前之说。由此可见，《文言》非孔子所作。并于八卦的起源，《系辞》一方面认为八卦出自河图洛书，而图书乃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的，这就是说，八卦非人之所为，乃天之所降；另一方面又说八卦是伏羲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由自己创作出来的，这就与前说相矛盾，认为八卦乃人之所为，而与河图无关。《说卦》又提出了另一个说法，“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认为八卦出于蓍。这三个说法自相乘戾，无法相通，不能相容，决不可妄信为圣人之言。虽然如此，欧阳修并不否定《系辞》等篇存在的价值，只是强调把它们看作是讲师解经的“大传”，其中既有口耳相传的圣人之言，也有由讲师妄加的非圣人之言，需要进行一番理性的研究，考订真伪，名辨是非，不能盲目轻信，牵强附会，曲为之说。

欧阳修对《系辞》等篇的研究，依据三条原则，一是“质于夫子平生之语”，二是“以常人之情而推圣人”，三是“推之天下之至理”，总的是贯穿了一种理性精神。既然他的研究是从严谨的理性出发，所以由大胆的怀疑而达于高度的确信，“勇于敢为而决于不疑”，“敢取其是而舍其非”。在《易或问》中，欧阳修明确地表述了他的研究的结论：

或问日：今之所谓《系辞》者，果非圣人之书乎？日：是讲师之传，谓之“大传”，其源盖出于孔子而相传于易师也。其来也远，其传也多，其间转失而增加者，不足怪也。故有圣人之言焉，有非圣人之言焉。其日“《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文王与纣之事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欤”。若此者，圣人之言也。由之，可以见《易》者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幽赞神明而生蓍。两仪生四象”。若此者，非圣人之言，凡学之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后知《易》矣。（《居士外集》卷十）

欧阳修认为，当时流行的图书象数之学摭取“非圣人之言”作为立论的依据，实际上是建立在“自相乘戾”之说的基础之上，因而根本站不住脚。可以确信为“圣人之言”的，是其中阐明文王于殷周之际怀着忧患意识而作《易》的一段言论，因为这是历史事实，也是文王作《易》的本意。学者如果由这段言论去深刻体会文王作《易》的忧患意识，就可以正确地把握《易》的核心思想及其用心所在。欧阳修的晚学强调忧患意识，这与李**的易学是完全相通的。李**在《易论》中指出：“噫！作《易》者既有忧患矣，读《易》者其无忧患乎？”忧患意识是一种浓郁的人文情怀，关注社会人事的治乱得失。李**本着这种易学倾向批评刘牧的图书象数之学“释人事而责天道”，其所编织的天象图式是“穿凿以从傀异，考之破碎，鲜可信用”。欧阳修则进一步指出，图书象数之学乃“曲学之士牵强附会以苟通其说，而遂其一家之学”，“误惑学者，其为患岂小哉”，必须严厉制止。

欧阳修不仅反对图书象数之学，也反对以心性说《易》的倾向。他在《答李**第二书》中指出：“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日，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动静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主者，善恶是非之实录也。《诗》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兴衰之美刺也。《书》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尧舜三代之治乱也。《礼》、《乐》之书虽不完，而杂出于诸儒之记，然其大要，治国修身之法也。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欧阳修认为，心性之说是“无用之空言”，君子应该把自己的精力用于修身治人，不必去追究性之善恶。因为如果性善，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如果性恶，仍然是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虽君子而为小人，能修其身，虽小人而为君子。治道备，人斯为善，治道失，人斯为恶。所以做一个君子，应“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性以为言”。（见《居士集》卷四十七）

欧阳修的易学突出地表现了一种重人事而轻天道的倾向，他反复申说，《易》的主旨在于急人事之用，而与天道无关。比如他说：“圣人急于人事者也，天人之际罕言焉”。（《易童子问》）“《易》之为说，一本于天乎？其兼于人事乎？日：止于人事而已矣，天不与也”。（《易或问》）欧阳修并不否认客观上存在着一种“天地之常理”，也不反对对天道进行高层次的哲学研究，只是强调这种研究必须落实于人事。比如他说；“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阴阳反复，天地之常理也。圣人于阳尽变通之道，于阴则有所戒焉”。（《明用》）“物极则反，数穷则变，天道之常也”。“剥尽则复，否极则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虚，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圣人者，尚消息盈虚而知进退存亡者也”。“困亨者，困极而后亨，物之常理也，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易童子问》）

欧阳修的这种易学倾向既是对植根于易学传统中的“推天道以明人事”精神是一种合理的继承，也是对庆历之际紧迫的时代课题的一种积极的回应。欧阳修与范仲淹同为庆历新政的领袖人物。他于庆历二年写成的《本论》三篇，对当时的时代课题提出了自己的纲领性的看法。《本论》上篇着眼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认为宋代立国八十年，就客观条件而言，本可以造成一个与历史上的盛世相媲美的局面，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陷入了深重的危机，“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没有取法于三代，“不推本末，不知先后”，在决策思想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居士外集》卷九）《本论》中、下两篇着眼于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认为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受患之本并不在于佛法本身的蛊惑作用，而在于“王道不明而仁义废”，造成价值的失落，精神的空虚，使佛法得以乘虚而入。因此，唯有礼义才是胜佛之本，应该大力复兴儒学，推行三代的礼义之教，使之深入人心，充于天下，“其所以胜之之道，非有甚高难行之说也，患乎忽而不为尔”。（《居十集》卷十开）欧阳修根据这种时代课题的热切的关怀从事经学研究，力图把握圣人的用心所在，找到一种拨乱反正以摆脱现实困境的救世良方，所以很自然地急于人事之用，自觉地继承儒学中的功利主义的思想倾向。他在《诗解统序》中指出：“《易》、《书》、《礼》、《乐》、《春秋》，道所存也，《诗》关此五者，而明圣人之用焉。习其道，不知其用之与夺，犹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圆，是果于其成乎？”在《王国风解》中指出：“六经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与不正，然后圣人者出，而六经之书作焉”。（《居十外集》卷十）在《向进士策》中指出：“儒者之于礼乐，不徒诵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独学于古，必可施于今”。（《居士集》卷四十八）

欧阳修在经学研究中，一直是强调经世致用，他之所以特别推崇《周易》，把《周易》置于群经之首的地位，就是由于他通过全面的考察比较，认为唯有《周易》最能切合人事之用。他在《送王陶序》中明确指出：“六经皆载圣人之道，而《易》尤明圣人之用。吉凶得失动静进退，《易》之事也。其所以为之用者，刚与柔也”。刚为阳为德为君子，柔为阴为险为小人。就《周易》的卦爻结构所显示的“君子小人进退动静刚柔之象”而言，是一种客观自然的“天命之理”，但就君子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人事的努力，用刚以克柔而言，则是一种“人事之势”。圣人在《周易》中反复教导君子善用其刚，“有渐而不失其时，又不独任，必以正以礼以悦以和而济之，则功可成。此君子动以进而用事之方也”。因此圣人在《周易》中所阐明的天人之理，其用心所在是强调人能胜天。尽管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但是只要君子“力学好刚以蓄其志”，弘扬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善用其刚，就能改变君子与小人的势力的对比，达到拨乱反正摆脱现实困境的目的。在《送弘唐民归青州序》中，欧阳修表述了他对天人关系问题的总的看法：“呜呼！人事修，则天下之人，皆可使为善士，废则天所赋予，其贤亦困于时，夫天非不好善，其不胜于人力者，其势之然欲！此所谓天人之理，在于《周易》否、泰消长之卦。能通其说，则自古贤圣穷达而祸福，皆可知而不足怪”。（《居士集》卷四十二）

欧阳修所说的“天命之理”，指的是客观形势，“人事之势”指的是主体行为。王弼的《周易注》对二者的关系作了详尽的讨论，认为“卦以存时，爻以示变”，对卦义的研究是为了认清形势，对爻义的研究是为了进行决策，认识与行为紧密结合，完全着眼于人事。欧阳修的易学也是完全着眼于人事，所以自然与王弼相通，极力推崇王弼的易学。但是由于庆历之际的时代课题与正始年间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欧阳修认为王弼的易学有得有失，“善矣而未尽”，需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作出进上步的发展。在《易或问》中，欧阳修指出：

或问日：王弼所用卦爻彖象，其说善乎？日：善矣而未尽也。夫卦者，时也。时有治乱，卦有善恶。然以彖象而求卦义，则虽恶卦，圣人君子无不可为之时，至其爻辞，则艰厉悔吝凶咎，虽善卦，亦尝不免，是一卦之体而异用也。卦彖象辞常易而有，爻辞常怪而隐，是一卦之体而言异也。知此，然后知《易》矣。夫卦者，时也。爻者，各居其一位者也。圣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时无不可为。凡卦及彖象，统言一卦之义，为中人以上而设也。爻之为位有得失，而居之者逆顺六位，君子小人之杂居也。君子之失位，小人之得位，皆凶也。居其位而顺其理者吉，逆其理者亦凶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逆顺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辞兼以中人以下而设也。是以论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彖象辞，大义也，大义简而要，故其辞易而明。爻辞，占辞也。占有刚柔进退之理，逆顺失得吉凶之象，而变动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状以为言，所以告人之详也。（《居士外集》卷十）

欧阳修认为，王弼易学的未尽之处在于没有辨别卦与爻的不同，卦为中人以上而设，为圣人君子所用，爻则为君子小人之杂居，兼以中人以下而设。由于圣人君子道大而智周，尽管客观形势不利，也能采取正确的行动，趋吉避凶，转祸为福，所以论卦多言吉。至于考爻之所以多凶，是因为君子小人杂居六爻之位，刚柔相推，变动无常，君子之失位固然是凶，小人之得位也同样是凶，尽管客观形势有利，也常以艰厉悔吝凶咎等辞使人知所戒惧警惕。照欧阳修看来，“一卦之体而异用”，“一卦之言而异体”，卦与爻的体用皆不相同，只有仔细辨别出这种不同，才能把握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理，理解圣人作《易》所明之大用。

欧阳修对王弼易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站在复兴儒学的立场，强调君子小人之辨，力图发扬儒家君子的刚健有为的精神，以推动庆历新政的改革事业。关于君子小人之辨，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庆历之际，以范仲淹、欧阳修为首的一批改革家屡次为小人所诬，目之日朋党，受到贬黜。欧阳修作《朋党论》，列举了大量的历史事例，为“朋党”正名。他指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这是“真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这是“伪朋”。如果君主用人能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反之，如果像汉献帝、唐昭宗那样，用小人之伪朋，禁绝诛戮君子之真朋，则乱亡其国。因此，君子小人之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治乱，不可掉以轻心，等闲视之。（《居士集》卷十七）由于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势力的消长属于人事，所以欧阳修对《周易》的解释，也就紧密结合这个时代课题，表现出一种重人事而轻天道的倾向。

在《易或问》中，欧阳修以泰、否二卦为例，说明《易》之为说止于人事而与天道无关；以谦卦为例，说明天地鬼神之道与人道无异，实际上是从人道推测出来的，仍然是着眼地修人事。他论证说：

泰之彖日：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否之彖日：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夫君子进，小人不得不退。小人进，君子不得不退。其势然也。君子盛而小人衰，天下治下泰矣。小人盛而君子衰，天下乱于否矣。否、泰，君子小人进退之间尔，天何与焉！

问者日：君子小人所以进退者，其不本于天乎？日：不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君子进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则小人进以巧。此人事也，天何与焉！

欧阳修并不否认谦卦所说的天地鬼神之道，但却认为，天地鬼神之心不可知，以人之情而推其迹，会而通之，则天地神人无以异。欧阳修由此而提出了他对易学的总的看法：

使其不与于人乎，修吾人事而已。使其仍与于人乎，与人之情无以异也，亦修吾人事而已。夫专人事，则天地鬼神之道废；参焉，则人事惑。使人事修，则不废天地鬼神之道者，谦之彖详矣。治乱在人而天不与者，否、泰之彖详矣。推是而之焉，《易》之道尽矣。（《居士外集》卷十）

《易童子问》是欧阳修的易学代表作，分为三卷，人们大多熟知他在下卷中大胆否定《系辞》等篇为孔子所作的言论，但是最能体现他的易学特色和用心所在思想，则集中于上、中两卷。在这两卷中，欧阳修解释了四十个卦的卦义而未涉及爻义。因为照他看来，卦义是为中人以上的圣人君子而设，爻义兼以中人以下而设，也包括小人。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为了进行政治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首要的任务是要在士大夫群体中树立圣人君子的人格理想，培养一种以天下为已任的担待精神，所以应该先从大处着眼，去体会卦义中的修已治人之道，而不必去关注那些“尽万物之理而为之万事之占”的爻义。欧阳修认为，“凡欲为君子者，学圣人之言，欲为占者，学大衍之数，惟所择之焉耳”。爻辞即占辞，其辞怪而隐，卦彖象辞为圣人之言，其辞易而明。欧阳修对《周易》解释，略去爻义而专讲卦义，其用心所在就是学圣人之言，做一个儒家的君子。比如他对豫卦卦义的解释：

童子问日：“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何谓也？日：于此见圣人之用心矣。圣人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其乐也，荐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与焉。众人之豫。

豫其身耳。圣人以天下为心者也，是故心天下之忧为已忧，以天下之乐为已乐。

欧阳修从豫卦的象辞中见出圣人之用心，体会到一种“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人文情怀，这与范仲淹求古仁人之心所体会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完全相通的。

在对损、益二卦的解释中，欧阳修强调君子一身而系天下之利害，应该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自觉地迁善改过，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认识能力。他说：

童子又日：损之象日“君子以惩忿窒欲”，益之象日“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何谓也？日：呜呼！君子者，天下系焉，其一身之损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损，忿欲尔；自益者，迁善而改过尔。然而肆其忿欲者，岂止一身之损哉，天下有被其害矣。迁善而改过者，岂止一已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

童子日：君子亦有过乎？日：汤、孔子，圣人也，皆有过矣。君子与众人同者，不免乎有过也，其异乎众人者，过而能改也。汤、孔子不免有过，则《易》之所谓损益者，岂止一身之损益哉！

关于道德修养，欧阳修依据彖象所发明的卦义，以中正之道作为根本的价值取向。比如他指出：“呜呼！事无不利不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圣人于卦，随事以为言。故于坤，则利牝马之正。于同人，则利君子正。于明夷，则利艰正。于家人，则利女正”。“凡居蹇难者，以顺而后免于患，然顺过乎柔，则入于邪，必顺而不失其正”。

童子问日：节之辞日，“苦节不可贞”者，自节过苦而不得其正欤？物被其节而不堪其苦欤？日：君子之所以节于已者，为其爱于物也。故其彖日，“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者，是也。

节者，物之所利者，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谓苦节者，节而太过，行于已不可久，虽久而不可施于人。故日不可正也。

童子问日：小过之象日，“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者，何谓也？日：是三者，施于行已，虽有过焉，无害也。若施于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过也。盖仁过乎爱，患之所生也。刑过乎威，乱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

关于认识能力，欧阳修强调应掌握消息盈虚物极则反的自然之理，顺时而动，善于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正确处理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关系。比如他对屯、剥二卦之时的解释，认为屯之世，动乎险中，众人宜勿往，而为君子动以经纶之时，至于剥卦为阴剥阳，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为君子止而不往之时。因此，君子应崇尚天道，顺其时而止，亦有时而进。他解释艮卦说；“艮者，君子止而不为之时也。时不可为矣，则止而待其可为而为者也”。复为一阳初生之卦，其卦义为动，然而象辞却说，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说的是静。欧阳修解释说：：“至日者，阴阳初复之际也，其来甚微。圣人安静以顺其微，至其盛，然后有所为也。不亦宜哉！”如何处理君子与小人的关系，是欧阳修关注的重点，他在解释夫卦时，表述了自己的基本原则：

童子问日：“夬，不利即戎”。何谓也？日：谓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尽。盖君子者，养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长，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不下矣，则必使小人受其赐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养小人。夬，刚决柔之卦也。五阳而一阴，决之虽易，而圣人不欲其尽决也，故其彖日“所尚乃穷”也。小人盛则决之，衰则养之，使知君子之为利，故其象日“君子以施禄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极而必反，不可以不惧，故其象又日“居德则忌”。

总起来说，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通过对卦义的解释，联系时代需要阐发了他对圣人之用心的理解，呼唤一种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他曾明确指出，孔子作彖象，发明卦义，“必称圣人君子王后以当其事，而常以四方万国天地万物之大以为言，盖明非止于卜筮也”。（《易或问》）这既是他对圣人之用心的理解，也是他自己从事易学研究的根本的出发点。欧阳修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当时的士大夫群体中享有极高的声誉，是一位转移风气的人物。苏轼的《居士集序》中高度评价了他的学术思想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主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悦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日：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佑，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佑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欧阳修的易学是他的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激励士风继承道统上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同样应给予高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