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更号"六一居士"，江西永丰人。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欧阳修是著名的学者型政治家。他的一生，为宋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其中以文学创作影响最大。他成功地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开创了平易流畅的一代文风。他的作品婉曲纡徐，情韵绵邈，以"六一风神"绝称于世。毫无疑义，欧阳修是北宋中期当之无愧的文坛宗师。

一、 青少年的时期

宋真宗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公元1007年8月6日)，欧阳修出生在绵州(今四川绵阳)。父亲欧阳观当时担任绵州军事推官。三年后欧阳观调任泰州(今属江苏)军事判官，不久，死在任所。母亲郑氏年方30岁，只得扶携幼儿稚女，远道投奔随州(今湖北随县)推官欧阳晔。

欧阳晔是欧阳修的叔父，他热情接待寡嫂孤侄，安置他们在随州城南定居，并辅导欧阳修识字读书。后来，叔父游宦他乡，郑氏独立担负起培养儿子的责任。由于家境贫寒，买不起纸笔，郑氏用荻草作笔，以沙土当纸，教习欧阳修读书作文。

少年欧阳修聪明颖悟，勤奋好学。数年后，家中无书可读，就向邻居借书抄诵，往往刚搁下笔，就能背涌如流。习作诗赋文章，笔墨老练，有似成年人的作品。叔父和母亲，从他身上看到了家门振兴的希望。

10岁那年，欧阳修在邻居家的破书筐里，翻捡到一部残破的《昌黎先生文集》。他向主人讨求这部残书，并贪婪地涌读起来。韩愈文章精深博大的内容，他并不能完全读懂。但是，韩文汹涌澎湃的气势，深深地震撼了他。这一偶然的机缘，为日后诗文革新运动埋下了一颗种子。 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17岁的欧阳修，首次参加随州科举考试。他的《左氏失之诬论》写得十分出色，但是，由于赋论题没有严守官韵，结果遭到黜落。三年后，他再次赴州试，顺利过了关。然而，次年春天荐名参加礼部考试，又一次名落孙山。

科场的一再挫折，没有使欧阳修气馁。他携带自己的文稿到汉阳拜渴著名骈文家胥偃。胥偃读了他的文章，非常赏识，把他留置门下，给予悉心指点，并携带他同赴京师(今河南开封)，推荐参加国子监考试。后来，胥偃但还把女儿嫁给了他。

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欧阳修春试国子监，秋赴国学解试，两度夺魁。翌年正月，他参加著名文学家晏殊主持的礼部考试，又一次夺得第一名。3月，经过崇政殿前仁宗御试，录取为甲科第十四名进士。5月，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推宫。从此，欧阳修步人从政生涯。

二、 初入仕途

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三月，欧阳修趁着明媚的春光，来到西京洛阳上任。当时的西京留守是西昆派领袖人物钱惟演。钱惟演喜文爱才，西京幕府人才济济。通判谢绛、书记尹洙以及在邻县任官的梅尧臣、尹源等人，组成一个洛邑文人集团，欧阳修很快就成为其中的骨干成员。

宋朝立国以来，文坛承袭五代余风，骈俪盛行，文风艳冶，论卑而气弱。宋初，柳开、王禹等人倡导儒学，推尊韩、柳古文，但是收效甚微。大中祥符年间，杨亿、刘均、钱惟演的"西昆体"问世，扫荡了"五代体"。然而，"西昆体"题材贫乏，语言华丽而晦涩，受到石介等古文家的猛烈攻击。宋代文学何去何从，成了一代文人学士共同探索的课题。

钱惟演热心支持僚属的文学活动，每逢时令佳节，他们在一起饮酒欢会，赋诗作文。欧阳修等人的诗文创作，继承西昆派对文学性的自觉追求，却摆脱了西昆体的局限，效法韩愈古文，讲究简明平易，显示出宋代新文风的端倪。在西昆派的旗帜下，集结并培育了一伙反西昆体的文人，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十分有趣而又发人深省的事情。

洛阳任满后，欧阳修奉调入京，担任馆阁校勘，参与编纂《崇文总目》。没过多久，他就卷入了朝廷政治斗争的大漩涡。

景佑 三年(公元1036年)，担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同权相吕夷简发生激烈冲突。范仲淹讥切时弊，指责吕夷简败坏朝纲，滥进私党，结果被贬知外郡。支持范仲淹的余靖、尹诛，同时遭受贬黜。朝廷还为此下诏，告戒文武百官不准越职言事。这时，能够秉公执言的只有谏官。身为司谏的高若讷，却曲从宰相旨意，附声诋毁范仲淹。欧阳修激于义愤，撰写著名的《与高司谏书》，斥责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高若讷恼羞成怒，将书信上奏朝廷，欧阳修因此被贬为峡州夷陵(今胡北宜昌)县令。

夷陵是峡州的州治，县小地僻，民贫俗陋。值得幸庆的是，峡州知州朱庆基是欧阳修的旧交。为了欢迎这位性格刚直而又蒙受不公平待遇的老朋友，朱庆基在县衙东西建筑一座新堂，专供远道而来的欧阳修居住，命名为"至喜堂"，意在勉励朋友既来之，则安之喜之。

欧阳修上任伊始，下了一番狠功夫，整顿县衙吏治，健全规章制度。数月以后，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官衙清静无事。为了打发多余的时日，他翻阅过去已经审理结案的诉讼档案，发现其中的冤屈官司不计其数，有的无中生有，有的黑白颠倒，有的徇私舞弊，有的违情害义。冤假错案，无奇不有。欧阳修对此嗟叹不已：夷陵是个偏僻的小县，就有这么多的案件沉冤莫白，全国各地的政治黑暗程度可想而知。他仰首向天，心中暗暗发誓：从今以后处理政务，一定要小心谨慎，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政事之余，欧阳修与朋友丁宝臣、朱处仁等四出游玩，寻访夷陵名胜，观赏古朴民风。与此同时，他肆力于史学著述和经学研究。正在编撰的《新五代史》，继承孔子《春秋》褒贬笔法，讲求义例，丰富并发展封建正史体例，表现出文学家修史的鲜明特色。早在洛阳任上就已开始的《易经》、《诗经》研究，如今思想观点日臻成熟。此时下笔而日后成书的《易童子问》、《诗本义》等专著，大胆质疑儒家经典和汉唐注疏，首倡疑经惑传的时代风气。这在当时的思想界具有发聋振聩的作用，促进了宋代经学思想激烈嬗变。

景佑 四年(公元1037年)才十二月，欧阳修调任乾德（今湖北光化）县令，翌年三月到任视事。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六月，起复旧官，权武成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次年春天抵滑州(今河南滑县)上任。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六月，欧阳修被召还京师，恢复馆阁校勘职务，继续编纂《崇文总目》。次年十二月，书成上奏，改官集贤校理。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九月.欧阳修连续两次上书言事，呼吁朝政改革。其中的《准诏言事上书》，力陈三弊五事，揭示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症结所在，指出朝政改革势在必行。奏呈未被采纳，欧阳修请求外任，出判滑州。

三、 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三月，欧阳修再次被召回京师，以太常丞知谏院。十月，授右正言知制诰，负责草拟皇帝诏令。从此，他进入文学侍从的行列。 这些年，宋廷外患内忧，危机四伏。尤其是西部边境形势，日趋恶化。康定元年(公元I040年)正月，西夏军队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宋军在三川口激战中一败涂地。次年二月，元昊率领十万西夏军队侵扰渭州(今甘肃平凉)，宋军又在好水川再次惨遭失败。窘迫的形势，逼使仁宗重新启用韩琦、范仲淹主持陕西军务，并下诏取消言禁，号召宫吏上书言事，探讨治国方略和朝政改革大计。

欧阳修、余靖、王素就任柬职时，西部边境的严峻形势已经出现缓和。他们共同荐举蔡襄担任谏宫。不久，杜衍出任枢密使，韩琦、富弼担任枢密副使，范仲淹就在参加政事。谏院、枢密院以及中书省的实权，基本上由改革志士掌握，实施新政，具备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欧阳修是庆历新政的热心促成者和积极参与者。当范仲淹刚抵达京师时，欧阳修立即上奏《论韩琦、范仲淹乞赐召对事札子》，提议仁京开放天章阁，召见韩、范对事。范仲淹被召见后，奏呈条陈，提出十项全面改革的方案，当仁宗还在犹豫彷徨的时候，他上奏《论乞主张范仲淹、富弼等行事札子》，请求朝廷速下决心，实施十大新政主张。

在欧阳修等人敦促下，新政措施相继出台。十月重定磨勘法，加强对官吏的督察；十一月公布荫补法，限制官僚世袭特权和职田份额；次年初公布贡举法，改革科深选士科目。诸如此类的新政措施付诸实施，严重影响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一些守旧官僚逐渐聚结，形成以吕夷简、夏竦为代表的新政反对派。 欧阳修深深地懂得：仁宗是在内外交困当中被迫走上改革道路的，一旦遇到挫折，势必徘徊动摇，甚至走回头路，而朝政改革离不开仁宗的支持。因此，他一再上书，稳住仁宗的改革决心，增强仁宗对新政派的信任感。当守旧派攻击新政派是"朋党"时，他奋笔写作《朋党论》，揭示"朋党"是"自然之理"，国君应该"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解除仁宗心头的疑虑和隐忧，为大胆进用新政派提供思想理论武器。

为了保证朝政改革顺利进展，欧阳修同守旧派展开了坚决斗争。他的《论吕夷简札子》等奏章，指斥吕夷简为相二十余年，败坏朝廷纲纪，致仕以后，依然干扰朝政改革。他如此尖锐地指斥守旧派头目，大长了新政派的志气，鼓舞新政派同守旧派作不妥协的斗争。

在庆历新政中，欧阳修踔厉风发，以谏官和知制诰的特殊身份，工作在仁宗身边，上朝言事，退朝草制，既是新政派的代言人，又是新政派的辩护士，守旧派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四月，他终于被排挤出朝延，出使河东路考察粮钱矾事宜；八月，又被任命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这两项任职，表面看来是对欧阳修的重用，实际上剥夺了他在朝廷的发言权。
就在欧阳修出使河北的时候，朝廷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守旧派采用极其卑劣的手段，逼迫范仲淹、富弼等人自请守外，接着又制造进奏院事件，企图将改革志士一网打尽。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春末，为了挽救垂危的新政，欧阳修奏呈《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请求重新启用范仲淹等新政派。上书没有被采纳，反而招致守旧派对他的更大忌恨和迫害。

不久，守旧派利用欧阳修外甥女的私情案大做文章，硬把欧阳修牵连进去。"张甥案"闹到开封府，在查无实据之后，又以侵吞张氏财物的罪名，将欧阳修贬为滁州(今安徽栋县)知州。

四、 十年辗转

从庆历五年到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欧阳修先后出知滁州、扬州、颖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等，辗转四方，蹉跎十年。关于这一段峥嵘岁月，欧阳修在《述怀》诗中称之为"二年困风波，九死出槛阱。"

庆历五年十月，欧阳修来到滁州。这里地偏民淳，山高水美。他实施宽政，悠游山水，寄情风月，抒发旷达自放的高雅情怀。这些千古至文，标志着欧阳修平易自然、流畅宛转的文风，已经达到醇美完善的境界，奠定了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坛宗师的历史地位。

欧阳修时年40，自号"醉翁"，并自称忘民不现实。其实，他的内心世界并不平静，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他掩饰不住内心深处的愤激和不平。他的挚友、庆历新政的积极拥护者石介，遭受守旧派头目夏竦的迫害，死在家里。政敌们还不放过他，制造谣诼，扬言要掘墓斫棺。欧阳修闻讯后，愤而成篇，写下《读徂徕集》、《重读徂徕集》两首诗，愤怒声讨守旧派的反攻倒算行径，充分展示"醉翁"内心世界的真实一面。

庆历八年(公元1049年)二月，欧阳修移知扬州。在古郡扬州，他遵依韩琦遗政，修筑平山堂、美泉亭和无双亭，实施宽简政治，一切以镇静为本，不侵扰民，不追求赫赫声誉，受到郡民的普遍欢迎。

皇佑 元年(公元1049年)二月，欧阳修因为眼病，自请改知颍州。下车伊始，他就迷恋上这里的西湖绝胜风景，慨然萌发致仕后定居颍州，终老西湖的念头。次年，他决计在颍州西湖边买田筑宅，并邀请老友梅尧臣共同来这里安度晚年。

皇佑 二年(公元1050年)七月，欧阳修改知应天府，兼任南京留守司事。应天府作为北宋的陪都，又地处汴河南北交通要冲，达官贵人往来不绝，地方官员难于应酬。欧阳修对过往宾客，无论贵贱尊卑，一视同仁，引起某些权贵不满。有人在京师散布流言，诋毁欧阳修处世人格。朝廷命令京东路安抚使陈升之调查有关传闻。陈升之微服私访，昕得民间流传一句俚语，称赞欧阳修为人磊落公平，是一支"照天蜡烛"。回到朝廷，陈氏如实奏报。仁宗正要召回欧阳修返朝任职，适逢欧阳修母亲郑氏去世，他率领全家人赶回颍州上守孝。

五、 重返朝廷

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五月，欧阳修守母丧期满，奉诏还京。经过一番折腾，留在京师纂修《新唐书》，不久，提升为翰林学士兼使馆修撰。

《旧唐书》修于五代乱离之时，虽然保存了不少原始史料，但是缺漏较多，体例也不够完善。庆历五年五月，仁宗诏令开馆重修《唐书》，历时九年，未能成书。欧阳修受命主修以后，重新作出规划和部署，列传仍由宋祁主笔，表、志由学有专长的刘羲叟、吕夏卿、宋敏求、王畴等大分头撰写，各志序文及本纪，则由欧阳修本人笔削定稿。又经六年努力，终于使《新唐书》告成大功。

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受命主持礼部贡举。这时的欧阳修处在文坛盟主地位，他所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进入重要发展阶段。风靡一时的"西昆体"受到了沉重打击，青年举子当中流行一种"太学体"，这是反对华艳文风矫枉过正的产物，作者刻意仿古，文章险怪奇涩，令人难以卒读。欧阳修决心借用科举取士的机会，痛惩文场歪风邪气，培育平易自然的文风。这场科举考试中，他以文风平淡作为取士标准，凡是语言险怪的，一律黜落不取。

有一位考生叫刘几，平日喜爱写险怪文章，在国学考试中多次夺魁。欧阳修决定拿他开刀，整饬文场风气。当他读到一份考卷，其中有"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等语句，当即认定为刘几所作，于是在文末戏续两句："秀才剌，试官刷。"并拿起大红笔将试卷从头到尾横抹一杠，批上"大纰缪"三字，予以张榜示众。

公布登第名单后，原先中选呼声最高的几乎全部落榜，中第的都是文风平易的无名之辈。来自西南蜀地的苏轼、苏辙兄弟俩同时选拔在高第。欧阳修还公开赞扬苏轼的文章，声称"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顿时，社会舆论哗然，风波骤起。落第举子们围攻、辱骂上朝途中的欧阳修。还有人撰写《祭欧阳修文》，扔进他的住宅，诅咒他早死。然而，欧阳修不为所动，坚持打击文坛险怪文风，终于使"太学体"销声匿迹，一代平易文风逐渐形成。

嘉佑 五年(公元1060年)七月，《新唐书》修成上奏。欧阳修于同年九月兼任翰林侍读学士，十一月以礼部侍郎拜枢密副使，次年闰八月，转户部侍郎改任参知政事。直至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三月，他是显赫的朝廷执政大员。

欧阳修执政期间，宰相是韩琦。两人同是庆历新政派，朝政似乎大有作为。然而，时过境迁，年老的仁宗沉溺于声色享乐，不思进取。庆历中期以来历时十年的辽夏战争，给了宋廷苟且偷安的机会。在这种局势下，韩琦、欧阳修虽然坚持了当年的某些新政措施，但是，更多的只是维持大局稳定，在制度上作些局部调整，难以有大的作为。 这个时期的欧阳修，官位上升了，心境并不愉悦。繁杂的政务，衰病的体质，以及难酬素志的愧疚和苦闷，使得弃政归田的想法不时萦系心头。嘉佑年间写作的《秋声赋》，借助秋声秋景的描绘，抒写的正是这种伤秋叹老的苦闷情绪。

为了消磨时日，欧阳修将庆历五年以来搜集的金石铭刻拓本进行整理，编纂成《集古录》一千卷，并为其中的部分篇目撰写题跋，据以考订史事，探求经义典章，评述诗文书法。这些题跋后来编成《集古录跋尾》，成为宋代金石学的开山之作。 英宗治平初年，宋廷、爆发"濮议之争"。仁宗去世后，义子赵曙即位，这就是英宗。英宗亲政时，围绕对已故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的称谓问题，朝臣之间发生一场大规模的论争。欧阳修等"中书派"认为英宗既然是濮王的儿子、就应该称呼濮王为皇考。以侍御史吕诲为代表的"台谏派"认为英宗既然以皇嗣继位，就不应再认生父，而应称濮王为皇伯。这是一场关于封建伦常礼仪的争执，其背景是英宗与仁宗曹后之间的权力之争。两派的争论，逐渐发展为相互攻讦。最后，由于"中书派"争取到曹太后改变态度，论争以"台谏派"失败而告终。然而，朝廷士大夫和社会舆论大都站在"台谏派"一边，欧阳修成了众臣所指的"首恶"人物。

接着，欧阳修又被卷入另一场风波。由于他为政清廉，不愿替亲属谋取官职，得罪了妻弟薛宗孺。薛宗孺散布流言蜚语，诬蔑欧阳修与长媳吴氏有私情，刘瑾、蒋之奇等人从中推波助澜，将此事诉诸朝廷。案情最终查明纯属"诬罔"，肇事者也因此遭受贬谪，但是，身居宰辅，又是一代文宗的欧阳修，蒙受奇耻大辱，决意急流勇退。他一再上书求退，终于自罢参政出知亳州(今安徽亳县)。

六、 求退与致仕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闰三月，欧阳修赴毫州上任。辞行时，他恳请神宗，准于取道颖州，为归老颖州西湖作准备。

亳州境内山青水秀，民俗朴陋，加上年成丰熟，诉讼稀少，欧阳修把它视为养病藏拙的"仙乡"。政务余暇，他率领僚属登山临水，出游太清宫，表现出对道家清静无为、恬淡寡欲生活的向往。他撰写的一些随笔文字，内容涉及朝廷遗事、社会风情和士大夫轶闻趣事，自以为可供日后归田闲居时作谈资笑料，因而编篡成册，题名《归田录》。这类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开宋人笔记创作之先河。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八月，朝廷不顾欧阳修连章请老，将他转官兵部尚书改知青州(今山东益都)，并充任京东东路安抚使。次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朝廷紧锣密鼓地实施熙宁新法。新法来势迅猛，声势浩大，震惊满朝文武大臣，引起一场论辩风潮。蛰居青州的欧阳修没有卷入论争，可是，变法的风潮毕竟波及到了他所管辖的京东东路。目睹青苗法实施中的某些弊端，他连奏两道札子，请求停止发入秋料青苗钱。没等朝廷批复，他擅自下令在本路各州军暂停发放，结果遭到进行诘责。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四月，朝廷任命欧阳修为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东路经略安抚监牧使，兼并代泽潞麟府岚石路兵马都总管。人们竞相传说，神宗准备让欧阳修担任宰相，襄助王安石变法。欧阳修深知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王安石变法主张差距甚大。尽管以方谋求改革的大方向基本一致，但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改革的方式方法大相径庭。欧阳修不赞成以"理财"作为变法的主题，反对重国计、轻民生的变法方针，反对激烈变法手段。因此，他六上札子，恳辞新命，自请出知淮颍之间的小郡。神宗见他实在难以勉强，只得让他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

赴蔡州途中，欧阳修留滞颍州一个多月，更号"六一居士"，写作《六一居士传》。他自述晚年生活情趣，向往读书、鉴赏碑铭、弹琴、弈棋、饮酒，以消度余光晚景。

在蔡州任上，变法风潮汹涌澎湃，欧阳修健康状况日趋恶化。他再一次连章告老求退，终于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六月，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的荣衔致仕，归居颍州西湖。

在风光旖旎的颍州西湖之滨，欧阳修泛舟垂钓，啸傲湖光山色。摆脱了繁冗的政事，也摆脱了良心的自责，他感到格外的轻松和惬意。这个时期，他的主要精力主要倾注于整理平生文稿。他与儿子们一道，修订旧稿，反复推敲，精选重要诗文，编纂成《居士集》五十卷。平日与人闲聊，喜爱品评古今诗歌。他把自己的读诗感受，写诗体会，以及诗歌名句与掌故辑录成编，题名《诗话》。这种创造性的随笔文字，开拓了古典文学批评的新体制。

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公元1072年9月8日)，欧阳修走完了艰难坎坷的人生道路，在颖州西湖畔的私第里安然去世，享年66岁。欧阳修一生勤奋写作，著述丰富。今存《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另有《诗本义》、《新唐书》、《新五代史》等专著。欧阳修以自己的卓越才华、创造性思维，为北宋中期的文坛、学坛和政坛，奉献了许多新的观点，开启了不少新的门径，对有宋一代的文化繁荣，对整个封建社会后半期的文学、史学和经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